日志
温州：那个该获诺贝奖的中国人是谁
论吃苦、冒险、经商，温州人未见得样样都比南方很多地方更胜一筹；我以为，温州奇迹的本质，是温州民间金融创造的奇迹，而它的起点，则是经常被混名于“抬会”、“老鼠会”的“标会”。某种程度上，“标会”制度，绝不逊色于诺贝奖获得者尤努斯发明推广的小额信贷。南方网5月17日讯 “你告诉我，为什么票据贴现一定就非得有真实交易的证明？难道你告诉我，因为这是中国特色，所以票据融资在中国不是合法的？”
多亏热心叶澄宇先生帮忙，在温州，我有幸参与了一场奇妙的聚会：专做票据贴现融资生意的周和黄与银监会的Ｌ夫妇坐在了一起，当争论转到票据融资话题时，周忍不住把Ｌ当作想象当中不合理政策的制定者：“嗯？！你这不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吗？”
三十出头的周曾在当地银行工作，他专事的票据融资是温州民间金融中重要的新兴业务。据Ｌ介绍，全国票据贴现业务每年约2万亿元，温州人至少占了800亿元，至于周，Ｌ不无夸张地说，他一年可能会有200亿规模的业务量。
与周同龄的Ｌ虽被周和他的同志指责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官员，但在民间金融对温州奇迹的促进作用上，与周的观点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当代温州经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又在外界评论中毁誉参半的“标会”上，他与周等人难得一致地予以正面肯定。
人们对任何地域性奇迹的总结，通常都会集中在当地人的集体性格特征中，关于温州人的性格特征，在网上有上万条链接，但温州人却往往不以为然；实际上，论吃苦精神、论冒险精神、论经商意识，温州人未见得样样都比南方很多地方更胜一筹，但温州，或整个浙江在缺乏外来资本的前提下，却取得了有海外资本先天优势的广东同样傲人的经济奇迹，我以为，温州奇迹的本质，是温州民间金融创造的奇迹，而它的起点，则是经常被混名为“抬会”、“老鼠会”的“标会”。
何为“标会”？兹将经典解释照录如下：其基本运作模式为：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若干人（称会脚）参加，约定时间按期举行，每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由一个人使用。会头优先无偿使用第一次会款，以后依不同方式确定次序，轮流交会脚使用，每个会脚都中标后完成一个周期。每个会脚当期应交纳的款项称“每期会款”，全部参会人员交纳的会款总额称“总会款”。
入会单据
与新闻媒体的神话宣传不同，那些靠几百元甚至几十元起家的温州商人，其实真正的跨越式发展，都不是自有资本的积累，而是在“标会”支持下的跳跃式发展，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国有银行的支持。与广东工业主要依靠外来资本助力发展模式不同，每个温州成功商人的第一笔资本都来自本地“标会”。 作为一种制度发明，我个人以为，其创造性绝对可以与源于中世界意大利的复式记账法、保险法、专利制度的任何一项相比，亦可与1950年麦克纳马拉发明的信用卡制度相比。而复式记账法、保险法、专利制度以及海商法等等，其实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技术框架，这些制度发明，每一项的伟大意义都不逊色于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技发明：车轮、印刷术、蒸汽机、电、激光、计算机、互联网……
标会制度卓越之处在于，它使哪怕再小的民间资本都能有效集聚起来，而建立在熟人亲戚之间度信用，使这种金融制度的运行成本极低，而充分利用熟人之间信用的金融制度创新，最著名者，则是经济学家尤努斯发明推广的小额信贷，尤努斯因此获得了上届诺贝尔和平奖。但比之尤努斯的金融制度，“标会”的想象力显然更胜一筹，尤努斯的创新并不像“标会”那样扩张了信用，更不是同时融合了按揭贷款、零存整取等业务特征的最优组合。
可惜的是，我们无从知晓“标会”这种精巧的金融制度是谁发明的，甚至无人知道“标会”起源于何时。尽管它在今天的运行中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案例，但无损于这个发明的伟大卓越，毕竟，它在今天的运用早已远远超出小农经济时代的环境，如果它是在今天被发明出来，一定会有更好的规范性。如果尤努斯可以得到诺贝尔奖，我认为，它完全有更充分的理由得到诺贝尔奖，在温州，在福建，它实在创造了太多的经济奇迹。
“标会”在中国甚至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统一名字，因为毁誉参半，中国学界用了许多不同的名字来区别定性其好坏，而在国外，它被称之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RotatingSavingsandCreditAssociation)。这种制度其实在中国曾有过非常广泛的运用，但脱离互助性质，达到全民参与的地方，只有浙江和福建，而温州，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参与过“标会”，为了各种规划，很多家庭会同时参与多个“标会”。
因为“标会”，温州没有一分钱是沉淀的，没有一分钱不参与到本地商人的扩张之中；因为“标会”，每个温州人都有了资金的成本意识。——如果一定要总结温州人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每个人都有资金的成本意识才是他们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你随便拉住一个温州本地人，多半他可以告诉你现在市场上的利率行情。
而人人皆有的资金的成本意识和融资能力，使得温州人的行为方式往往非常特别，譬如叶澄宇曾举例，温州人到外地，看到动心楼盘时，往往会只与同伴商量一下就突然做出决定。——与山西炒房团不同，“温州炒房团”的成员并非能一掷千金的巨富，他们多只是普通人，但普遍参与“标会”，使每个温州人几乎都具备了炒房的资本。相比之下，可怜的外地人往往得耗尽两代人的积蓄才能买到一套被温州人炒高的房子。而温州人也许已经脱手了。
这种无时不在的资金成本意识和投资意识，使温州的民间信贷在技术和工具上有渊源不断的创新，像周这样的专业融资人员就应运而生。
按照周先生的说法，中国金融系统现在的制度和具体规则和业务种类，依然带着强烈的计划经济思维，国有银行虽然不再对民营企业采取“制度歧视”，但它们的规则和程序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所以社会才需要他这样的人。而温州因他们的存在，其经济几乎不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的剧烈震荡。周认为，像苏南那种国家一刹车，大批地方和民间的大型项目立即搁浅在沙滩上的悲剧，在温州绝不可能发生。
作为金融监管官员，Ｌ对周无限夸大民间金融意义的说辞不太认同，他强调了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在温州曾引发的震荡，但他毕竟自小淫浸在发达的民间信贷氛围中，对中国的金融制度体系的看法更带有温州特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对民间金融的不承认，事实上使监管当局完全不知道全社会的信贷规模，自然，金融风险的控制亦根本无从谈起。
在新闻报道中，“标会”几乎总是与会头大肆挥霍最终破产最后连带千家万户破产之类的报道联系在一起。在此问题上，周先生与Ｌ先生因屁股不同而意见相左：周认为，钱是老百姓自己的，每个人不须政府提醒，都有风险意识，能自担风险才会使居民更理性；而Ｌ则认为，一旦许多家庭经济破产，则必然产生社会稳定问题，政府当然得管。
不过，如何管，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似乎从未给出一致解答，而官方对民间金融是“yes”还是“No”始终没有明确态度。实践上，温州人已给出了极为炫目的答案，而在法规和监管上，不妨把目光投向海峡的那一边：
——台湾也许是中国惟一一个在民间金融发达程度上可与温州相比的地方，其经济奇迹和崛起模式亦高度与温州重合，在每个客厅都是工厂的年代，“标会”是台湾经济机器最重要的一个助推器。今天，台湾早已经完成了标会契约民法化，其相关规范载于《民法》。 南方网特供网易专稿 05-17 │评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