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南京：拐点1936
南方网5月27日讯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火炬传递传统开始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的奥运会。代表团组建之后，先是于5月31日拜谒了中山陵。6月23日，在中山东路和黄埔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励志社总部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接见了全部85名代表团成员，并发表训话。然后，这些身着统一配发，印有“1936，China”字样西服礼帽的男女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们，从这里出发前往柏林，开始了中国人第一次正式的奥运之旅。
4年前，当刘长春“单刀赴会”代表中国而非“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时，国民政府已经承受了太大压力——在奥运会这个世界各民族的竞技场上，怎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呢？
代表团的运动员都选拔自3年前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本打算于1931年举办的中国第一次体育盛事，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被迫搁置。但到了1933年，随着东北战事的暂时平静，经济的逐渐复苏，国民政府觉得有必要组织这场全国运动会来提振士气——他们确实也做到了，当时，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在报道这场新鲜的盛大派对。上海和南京新出现的仕女杂志（类似于现在的时尚杂志，以大幅美人照片为封面）连续数期都以长相甜美，身手矫健的女运动员为封面，而刚刚兴起的民营广播电台更是派出了各自记者，全程跟踪直播。
为了这届全运会，南京大兴土木，在“首都建设委员会”的督促之下，中央体育场建筑群从设计到竣工不到6个月。田径场、国术场、篮球场、游泳池、棒球场及网球场、足球场、跑马场……其中，田径场可容纳6万人，号称“远东第一”。其“建筑结构系用钢骨水泥浇注而成，看台下有房舍75间，可供3600人住宿，主入口处还有办公室、新闻记者及裁判员用房等。”
1933年10月10日，第一届全运会召开，在开幕式上，代表东北参赛的刘长春带领下，运动员和6万名观众一起高喊口号“收复东北，还我河山”，许多人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实际上，1936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经历最后，也是最好的阶段。这也是他们能有闲心组团参加奥运会的重要原因。就在中华民国代表团出征柏林奥运会的6月至9月期间，蒋介石终于平定了两广的反叛——这是最后两个公开宣称对抗中央政府的省份。从1915年开始，除东北之外的中国本土第一次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
甚至美国人都注意到了中国在“国民心态”上的变化。纽约时报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南京观看“双十国庆”的感受说，“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同样，当时声誉正隆的《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月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
1936年的中国，在世界上颇有些“风景这边独好”的味道，经济史学家统计出来的1926-1936年的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6.5%，而同期，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在大萧条中挣扎。苏联则处于“大清洗”的恐怖之中。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量外流，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这还是中国数千年金融史上的第一次。
通货膨胀在早期总是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点规律，直到战后的50年代才被经济学家菲尔普斯(wiki)发现。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国民都不可能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机。南京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城乡建设运动，今时不同往日，只要开动印刷机就能筹资。农民们则满足于从“大萧条”所导致的通货紧缩中摆脱，欢喜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1935年到1936年，整个中国真是风调雨顺，农业增产达40%。而过多的钞票涌向当时唯一的经济中心上海——这里的房地产，股票等一切资产价格迅速飙升，接踵而来的就是浮华一时的十里洋场，东方巴黎。
当时的南京也是一片欣欣向荣，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首都建设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理念。直到现在，南京人都在享受着民国时期种下的数千株法国梧桐行道树的阴凉。南京目前有数百处民国建筑，其中中山陵、美龄宫、音乐台、原中央大学大礼堂以及散布在中山大道两旁星罗棋布的民国建筑群组成了这个城市的基本符号，南京市规划局将134处民国建筑列入保护，其中，定为一级保护的民国建筑57处，二级保护的53处，三级保护的24处。南京还在大力推介“民国游”，吸引游人无数——其中很多是台湾人。
但谁都知道，1936年的国人和南京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在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重新归来的国民政府也无力重振南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现在的南京，读到当年规划者们的匠心独具。
许多人就此假设说，如果没有日本人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治下的中国将是怎样一副图景。除了法币和城市建设之外，针对农村，他们颁布了新的《土地法》，实行减租减息，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甚至还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权购买他们的耕地。针对工商业，国民政府通过国有控股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政府大力投资于棉纱，纺织，矿业，交通等当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行业，乃至近乎垄断。到1936年，国营经济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12%。甚至还准备组建“国资委”——国家资源委员会，当时的重工业与资源密不可分，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振兴重工业。
假设终归是假设，即使没有八年抗战，也很难说国民政府到底能走多远。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各层官僚的腐败昏聩，而国民政府似乎也毫无办法。当国家的官僚机器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目的，而非执行民众意志的工具时。各种“愿景”也只能流于形式。《土地法》直到他们去了台湾，才真正实施下去，最终帮助了台湾经济起飞。国有控股银行对工商业的占领，需要发行大量国债，又大大挤出了民间资本，限制了经济活力。而“国家资源委员会”则几乎从没有真正运转过一天。
很难说蒋介石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把原因归咎于“人”。他和他夫人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表面化的宣传攻势很快变成了一个笑话。他在1934年训诫全体公务员说，新生活运动的要义，是“礼义廉耻”，并解释说“礼是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官员们显然没有听进去。 南方网特供网易专稿 05-27 │评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