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隔壁的丽江：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能改变
“丽江古城是座没有围墙的精神病院，里面都是全国各地的精神病人。”“张小三”（网名）和我沿着丽江古城外围的马路散步时说。
其实，在更多人眼中，张小三是才是精神病人。张小三是在丽江巨甸镇路西村完小支教的老师，与官方共青团组织的支教老师不同，除了学校管吃管住外，他在这个离丽江一百二十多公里的山沟当老师，没有一分钱收入，日常用度全靠以前的积蓄。今年三月之前，他是成都的一个小生意人，因为网上的一篇帖子，他和深圳长大、刚从剑桥回国的“纪晓岚”（网名）一起成了贴主的下线，被发展成支教老师。上线是两年来此的北京女白领郭丽。
和张小三、纪晓岚一起落户路西小学的，还有我在《凤凰周刊》的前同事张婷。张婷的上线并非郭丽，她两年前就有了支教的心思，偶然的原因，这三个人成了同志。
要让上一辈人理解他们并非易事，我母亲就在知道张婷支教后意外得难以理解：她结婚了吗？结了。买房子了么？买了。那她开什么玩笑？难道就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点责任感么？这些人啊，一点都不现实。的确，上一代人见惯了空洞虚假的道德榜样宣传，长期贫困和短缺的生活挤压，把他们塑造成最不相信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仿佛开了这个社会一个玩笑，受香港影响，颇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模式义工组织，首先在最临近它的珠三角发展起来，很快蔓延到最开放的发达大中城市。在贫困山区，在汶川地震前线，到处是这些精神病人的身影。
如果不是因为碰到休假碰到丽江采购生活日用品张小三和纪晓岚，我要看望老同事张婷要颇费一番周折。六点不到我们会合，搭乘预订好的小面行进两个多小时抵达巨甸镇，然后再转车走上十多公里抵达路西完小，到张婷的教学点，还要走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土路。如果没有那辆摩托车，我真不知道走过那段崎岖不平的山路要等到什么时候。当我跳下摩托车，沿着灌木丛中一溜脚印爬到半山腰的教学点时，我喘得像烈日下的狗，连和等在大树下的同事握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路西完小旁除了村委会和几个店铺，并无人家。张小三说，在这个被大山包围的学校，没时间感受寂寞孤独。因为这里的学生都是傈僳族山民的孩子，他们住得特别分散，完小内只能实行寄宿制，从六点多带着孩子们跑操，再到晚九点多自习完毕，加上要批改作业收拾内务，基本没有空余时间。
这里是隔壁的丽江。
山民们靠种玉米、土豆、南瓜和小麦维持温饱，有头脑的人能靠种植药材换点仅供日常用度零用钱。他们基本不识汉字，几乎没有可能外出打工挣钱。母亲们大都只能听懂一点汉语，孩子们进校后才开始接触汉语，使用标准教材，他么相对格外吃力，有的孩子十四岁还在吃力地读五年级。这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已很了不起，能读到高中，一定是这个孩子不但特别能读书，而且家里还得非常有钱。
“我们这里有读到过大学的吗？”张小三问他的本地同事，大家一起摇头。
路西完小本部有两百多个学生，有一部分孩子已坐进几年前刚落成的钢筋水泥教室，还有一部分孩子的教室是“毛主席那时建的”，那两幢土木结构的老瓦房，还住着校长、老师、学生。老房子旁边是猪圈，由于“现在学校条件好多了”，所以猪圈已经废弃。
与猪圈相临的厨房里码放着新鲜白菜、当地产的干菜和粮食，房梁上似乎吊了一小长条肉。蔬菜和粮食很大部分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它可抵折部分学费。完小的厨师最近辞职了，因为他在改善伙食和自己挣钱上实在难以两全，搞得老师们吃饭都成问题。
我东张西望时，一个状如民工、身材矮小的人走了过来，校长。华校长四十来岁，他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教书，在这里老去。他家距此十多里地，隔周回一次家。他说，已经在和村委会、镇政府筹钱盖新校舍的事情了，可能需要一百多万，谈拢了五十多万，其中有市税务局捐的二十万。张小三对我耳语，这笔巨款似乎不那么靠谱。
虽然学校非常残破，但有电视、卫星天线，甚至还有电脑，后者是山外的捐赠，不过，在这些远方来的支教者抵达之前，基本没有人用过电脑。
张婷的教学点只教学前班到三年级的学生，四年级，学生就必须到完小去寄宿。这里加她共四个老师，其中一对是年轻夫妇，丈夫是外地的纳西族，妻子是本地的傈僳族，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戴着眼镜一脸春天般温和的丈夫是学园林的，校园空地被精心栽种了各种蔬菜，还有几株亭亭的向日葵。张婷就是因为整素的环境选择留在这里。
张婷除了教三年级的两门课程外，还带了学前班。她和张小三一样，每周有二十多堂课，这个班上完马上要赶到隔壁的班。坐在任何一间教室里，都能清晰地听到隔壁班的声音，因为教室顶是通的。
教学点的孩子们家离得不算太远，能徒步走到学校，所以九点多开课，下午五点放学。张婷有大把的时间去家访，她的新婚丈夫上月来看她时，她才知道自己每次家访其实最远只走了两三公里：“我总以为自己每次爬半天山路走了差不多有十公里，用GPS一算，哪里有啊？”
因为家访，张婷被跳蚤、虱子叮得浑身肿块，“这里的蚊子很厉害，但叮了只会肿个小红包，哪里有虱子厉害啊。”张小三要家访就得走更远的路，一次他被好心的家长留宿，与那一家老小三代人挤在一张黑糊糊的大床上，虽然他像当地山民一样合衣而睡，但夜里被叮得一次次惊醒过来。
我的同事捐给这个教学点的字典并没有直接发放给孩子，而是上课时发下去，用完再收上来，因为习惯的原因，孩子们还没学会珍惜书本，书本他们带回家，没几天就会被撕碎。张婷介绍，她带的孩子们和我们熟悉的孩子们很不一样，把各地捐来的书发下去，他们随意翻几下就互相丢来丢去，看了要人心疼。另外一位曾在泸沽湖为当地孩子办图书馆的朋友也介绍，她发下去的书，只有一个孩子真正爱惜并认真阅读，那个孩子却是汉族的。
“我后来理解他们了。”张婷说，他们的母语并非汉语，他们还没有建立通过阅读汉字了解世界和知识的观念，更不要说，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教给他们这样的观念。她说，通过完整学前班，更早掌握汉语的孩子会表现得不一样。这需要耐心。
张婷不布置家庭作业，全部留在课堂完成，“我去家访过，没有一家有桌子的，更不要说给孩子独立写作业的空间，他们只能趴在地上写。”
与纪晓岚一派大都市时尚青年的风范不同，张小三明显有成都人的松散随意，爱开玩笑，但张婷笑话过张小三，因为他上课的态度太过认真，无论什么天气，上课的钟声敲响，张小三永远是身着笔挺的西装走进教室，一下课又立即把西装细心地整理好，哪怕下一堂课还要穿上。在这里，为了把那身西装侍弄好，张小三颇要费些心思。
我能理解张小三的意思。张婷也说，他们带给孩子的，除了书本知识，更有习惯的养成，因为经济方式的落后，孩子们的父母会把一些落后观念和习惯传给孩子，要改变这里的贫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
“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能改变，”张婷说，“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我们到这里，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能需要好多批支教老师的坚持，才能慢慢看到效果。这里的父母少有要孩子读书的想法，只对很个别的孩子，他爱读书，那我到了这里，也许是一种缘分，可以改变他。”
“也许要等到他们的下一代吧，那时候，他们肯定会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张婷呆的那个教学点已消失不见，摩托车在高坡上熄火，张小三跳下来满头大汗猛踩发动机：“如果他们能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另一个世界，看到自己的落后，那就够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教他们走出大山，成为供资本家驱使的合格的劳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