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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志愿种子植入每个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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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8月,张金书都要和丈夫轮流守在一顶两米高的帐篷里,片刻不离。

  帐篷搭在河北省涞水县东水北村的农田里,离“鸟巢”200公里。不远处,是一座高压输电塔,从这座电塔上延伸出去的输电线路,担负着北京全市近50%的电力供应。

  张金书是东水北村的农民,也是河北省近万名“农民志愿者”的一员。他们住在农田、路边或深山里,义务看护这些电塔,为北京奥运会贡献力量。

  帐篷里没电视,张金书翻出一台巴掌大的黑色收音机,收听奥运新闻。“中国有50块金牌了。”8月24日下午,她坐在帐篷里听完广播,告诉记者。

  白天,帐篷里闷热无比。晚上,手电是他们唯一的照明工具,周围的蚊子和飞蛾看到光亮,纷纷飞进来。

  8月8日开幕式晚上,张金书没有开收音机。南风吹来玉米地和花生地里传来的香味,周围很安静,除了小虫的叫声,她仔细聆听,还能听到头顶上电线里电流流过发出的嗡嗡声。

  电流涌向北京,其中一部分也许会输送到“鸟巢”,照亮开幕式的现场。这么一想,张金书就觉得奥运会离自己很近。

  张金书等人,只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一小部分。奥运会举行前后,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选拔的共170万名志愿者,用自己最美的微笑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给中外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误解到了解

  与张金书比起来,林路与奥运会的实际距离要近得多。这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学生报名成为医疗志愿者,工作岗位就在“鸟巢”。

  开幕式当晚,不少人给她发来短信,询问她是不是看到了开幕式。

  事实上,林路看不到开幕式。她整夜守在“鸟巢”地下一层的一辆医疗车里,面对着四周裸露的水泥地面和白墙。唯一与开幕式有关的,是隐约传来的现场声音,以及从他们身边路过的上场和下场的演员。

  整个奥运会期间,她甚至无法看到一场比赛。和想象中风光无限的志愿生活不同,林路的工作沉闷而单调。每天,她花一个多小时乘公交车和地铁来到“鸟巢”,赶在比赛开始前坐到医疗车里,一直到比赛结束。

  她的任务是,当有受伤的运动员被送来,她要在旁边向医护人员做简单的翻译,然后一起将运动员送往诊所。十几天的志愿生活,给她留下的难忘细节很少。她只记得,几乎每个受伤的运动员都伤心地哭了。

  许多人,甚至包括志愿者本人,一开始都对奥运志愿者的身份存在误解。一名高校团委负责人表示,许多志愿者最初报名的时候误以为,当了志愿者就像拿到了一张“免费奥运门票”。

  十几天的奥运会,让大家对志愿者慢慢了解了。

  其实,大多数志愿者都站在了电视镜头拍不到的地方。在奥运村里,一些志愿者要连续几小时,笔直地站在烈日下的路口。另一些马拉松志愿者,则要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站完比赛全程。

  在北京市几乎每个路口、地铁站、公交站,甚至社区、村庄或单位出入口,都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

  即使在比赛现场服务,志愿者也很难有时间欣赏比赛。北京体育大学的鲍克,在举重赛场担任“加杠员”,每场试举结束后,他和其他几名志愿者都要跑上台去给杠铃换片。

  加杠速度直接影响赛程,所以加杠员必须时刻集中精力,争分夺秒。“有时候我还没跑下场,新的重量又报出来了,为了一次试举,可能要跑好几次。”比赛到底怎样精彩,他根本无暇顾及。

  在蜕去最初的光环之后,志愿者工作逐渐回归到本来的色彩:辛苦而没有报酬的付出。

  “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口号说起来轻松,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奥运会为中国人了解志愿者、了解志愿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尽管因为刚刚接触,大家在从事志愿活动时会有许多不足,但这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过程。”首都师范大学一名参与志愿者管理的老师说。

  从汶川地震到奥运会

  今年4月,19岁的汶川女孩莆一洋被选为奥运会化妆师志愿者时,“志愿者”这3个字,在她心中还没有那么沉重的分量。

  1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正在成都参加培训的莆一洋赶回家乡时,发现家中的房屋已经不见,亲人被埋在塌方的山体下。之后的一段时间,莆一洋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从灾难中走过来的莆一洋,仍然坚持着来到北京。她在鸟巢的化妆室里忙碌着,成为继地震之后另一个重大事件中的志愿者之一。她的许多志愿者同行,都曾参加过灾后救援工作。

  超过170万名志愿者,使北京奥运会成为历届奥运会中志愿者人数最多的一次,也使本届奥运会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一次大规模的志愿者演练。

  不过,对许多人来说,这次演练并非第一次。25岁的刘懿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志愿精神,是在不久前发生的汶川地震中。

  刘懿的家在四川省广汉市。地震发生时,他家里的房屋彻底倒塌,母亲也受了伤。不过,刘懿很快告别受伤的母亲,前往重灾区什邡市红白镇参与救援工作。

  数千人在第一时间自发赶赴灾区,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长。这些人中,有的孤身一人,有的则是几个人组成团队,或者开车,或者步行,参与抢救和物资分配。

  “国民只有在开放的公共参与和实践中才会成熟。”有人这样评价。

  在官方救援系统之外,一个庞大的志愿者队伍,成为汶川地震发生后的重要救援力量。从这些积极承担责任、无私帮助他人的举动中,有评论家总结出:一个公民社会正在成长。

  评论家吴稼祥则分析认为,两场大规模志愿活动,分属不同的形式。汶川地震中的志愿者,属于“自组织形式”,而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则属于“被组织形式”。两种形式虽然不同,却都是自发的。吴稼祥认为,这都与过去我们习惯的“学雷锋式”的号召不同,他从这种不同上,看出了一个“自愿时代”的到来。

  而在悲痛的汶川和欢乐的北京之间,一种精神,经由这些自愿的志愿者们联结。由一次震痛中萌发出来的志愿意识,正通过另一次世界盛会,巩固和继续成长。

  从偶然到习惯

  无论是河北的农民,还是四川的学生,对许多奥运志愿者来说,首次志愿体验使他们感到新鲜。而对来自台北的许富庭来说,这只是他7年多的志愿者经历中并不特殊的一次。

  他像平时一样关掉闹钟,在家门口的早点摊上买个鸡蛋灌饼,然后挤上685路公交车,来到北京动物园。

  许富庭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他也是北京奥运会公园项目社会志愿者,需要守在游览量暴增的北京动物园熊猫馆门口,为来往游客提供帮助。

  出门迷失方向的、与家人走散的、找厕所的,许富庭一遍遍回答着游客们提出的各种琐碎问题,在别人看来有些枯燥的工作,他却干得津津有味。

  北京奥运会期间,除内地的志愿者外,来自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志愿者,也活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与内地的志愿者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丰富的志愿者经历。

  来自香港大学的白敏懿只有19岁,不过她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志愿者了。奥运会期间,她在奥运村里帮忙采访和翻译,工作比预想的无聊,但她很释然,因为过去每一次志愿经历都告诉她,“现实往往和预想有差距”。

  在白敏懿看来,内地和香港志愿活动的区别,在于香港有一个完善的志愿者体系。刚进大学时,就有许多社团组织大家做义工,还会有学长将新来的学生带出去做志愿服务。而各种社会团体也经常招募志愿者。她把课余时间的几乎1/3都用在了志愿服务上。

  她见到的更常见的志愿活动,则是人们在社区的零星服务,虽然许多人只有很少的闲暇时间,却把这些时间花在了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老人身上。

  对许多人来说,成为奥运志愿者是自己人生中一次特殊的经历,是一次偶发行为。白敏懿则认为:“做义工似乎变成了一种习惯。”

  而对于许富庭来说,来大陆学习的这几年,他感受更多的,是大陆在开展志愿者活动方面的进步。

  刚到北京时,有人曾问义务带路的许富庭:“不给钱你还干?”这话把他问愣了,不过,现在大家已不这么问了,而且知道了什么是志愿者。奥运会期间遍布大街小巷的“蓝制服”,更是为这个群体做了广泛的宣传。

  “国家的发展需要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甘心为同胞服务,志愿者事业培育的就是这种向心力和归属感。”许富庭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激情,有待开发”,他认为,“今天你帮他种下一粒种子,不知何时就能发芽”。

  北京奥运会虽已闭幕,但志愿精神这粒种子,已经种在了许多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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