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令:多尔衮屡行种族灭绝

2008-12-31 10:28:27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网友评论 0 进入论坛
  •   他是清国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曾亲自指挥对大同屠城,"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多尔衮亲自指挥的山西大同屠城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王派恭顺候吴惟华攻大同,姜襄将驻同农民军将领张天琳等杀死,投降清军。清大同府治大同县,初因明治,领州四县七,隶属山西布政司,后改为山西省。顺治五年(1648)姜襄降而复叛。次年,多尔衮亲自督战围城达9个多月,城破后,清军对大同进行了最野蛮的屠城,除杀献姜襄人头的杨震威等23员及其家属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尽行杀戮,并将大同城墙拆去5尺。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名阳和府。大同县移治怀仁县西安堡。直到顺治九年(1652)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大同新闻网)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的大同“反正”与多尔衮屠城

赫连勃勃大王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耽耽,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杀得血流有声。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得知大同被攻陷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所以,明末清初,依杀人程度来算,最坏的当属张献忠,第二就要属满清,且后者杀人最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里多尔衮屠城血证

这碑是曹雪芹的祖先曹振彦任大同知州时修城、建城墙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黄花街、南关、等大同老城墙就是那时建的。

曹雪芹的五世祖曹锡远是在明朝后期沦为后金包衣的,他的儿子曹振彦在顺治五、六年间随多尔衮入关,在攻打大同时由于城墙坚固,抵抗激烈,清军伤亡惨重。攻破后,多尔衮命清军实施屠城,并毁掉大同城墙,一时间,大同城内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烧奸掠夺,顿成废墟。对于这次大屠杀,碑文记载:“戊子之变,谁非赤子,误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莫辩、玉石俱焚,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孤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以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

后金(清)文献中下令大屠杀的证据: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錄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 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

   《廣州市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将扬州十日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

   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沈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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