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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令:多尔衮屡行种族灭绝

2008-12-31 10:28:27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举报

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死。


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满洲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母为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同母弟豫亲王多铎。1626年封贝勒,后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

多尔衮(又译铎尔衮),满语穆林德夫罗马拼音转写为Dorgon,出自明朝时期黑龙江女真铎尔衮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多尔衮氏,亦称铎尔衮氏,满语为Dorgun Hala,汉义“獾”,世居索伦(今黑龙江嫩江以西广大地区)、爱湖和屯(今黑龙江爱珲)等地,清朝中叶以后,满族多尔衮氏多冠汉姓为赵氏、纳(那)氏、桓氏、多氏、杜氏等。

多尔衮对顺治摄政时期,清军入关,满清入主中原,对清朝开始在中国近300年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简介:

多尔衮十五岁时,皇太极迫其母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多尔衮因此丧失继承大统的可能。

争夺汗位

至皇太极去世时,多尔衮兄弟掌有正白旗与镶白旗,共有65个牛彔(一牛彔爲300人),占八旗全部210个牛录的31%,足够和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汗位。豪格继承了皇太极的正黄旗、镶黄旗(共40个牛录)并自掌有正蓝旗。多尔衮利用豪格的软弱使其不能继位,又畏于两黄旗的实力(代善一人独掌两个红旗,共计51个牛录;阿敏领导的镶蓝旗33个牛录;莽古尔泰领导的正蓝旗21个牛录),不敢自己继位,转而扶持皇太极九子福临入承大统。当时福临年仅六岁,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并实际掌权。

摄政

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军入关,满清入主中原,对清朝开始在中国近300年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顺治对他的称呼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最后演变成「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爱好打猎,出狩场面壮大,光是猎鹰就有一千多只。

病死

多尔衮因为在和明朝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中劳累过度,元气大伤,得了三种病症:第一种是怔忡之症,第二种是中风前兆,第三种是咯血症。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九日,多尔衮因狩猎坠马,膝盖受伤,涂以凉膏,竟不治死于喀喇城。顺治追封为「清成宗」,谥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简称「义皇帝」。但两个月后,顺治帝因多尔衮当年独断专行,并迫害其兄豪格,及与其母孝庄皇太后的复杂关系,于顺治八年二月剥夺多尔衮的封号,并掘其墓,斩其头骨,直到干隆年间才恢复多尔衮睿亲王的封号。

评价

多尔衮壮年猝死,大抵跟纵欲有关。嗜色与嗜杀,是早期满清贵族的特色。民间野史有「太后下嫁」一说,即多尔衮按照满人入关前的妻寡嫂的风俗娶了皇太极永福宫庄妃,即顺治母孝庄皇太后大玉儿。孝庄皇太后借此稳住多尔衮,避免其权势野心膨胀危及福临的皇位。

多尔衮是满人能统一中国的重要功臣之一,但一般认为他有「六大弊政」,薙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暴着称,终有清一朝,满汉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根除,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仍是在高喊“驱除鞑奴,恢复中华”。

多尔衮颁薙髮令,灭绝明民衣冠道统

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一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加上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二十二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亲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

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汉臣孙之獬受到其他汉大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执行口号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满族统治者将剃发作为汉人是否接受清朝统治的重要身体标志;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确立满族的统治地位,确保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

汉族人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满清入侵者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有人认为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即与「剃发易服」有关。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

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顺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孔子后人)上书:「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 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 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多尔衮回应如下:「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

顺治十年,刑部逮捕了两个因为扮演旦角而没有剃发的人,清廷因此下诏:「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 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 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由此可见一斑。

多尔衮的圈地运动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其中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这是圈地的本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的圈占两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造成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了。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订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诬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正月里,不剃头”与清初“剃发令”

文章来源:中国网

“ 正月里,不剃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这首民谣,传唱了三百六十多年,岁月早已朦胧了原来的意思,倒给九州大地上的剃头师傅们,每年一个月的“年休假”。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然恪守着正月不进理发馆的习俗。其实,这首民谣根本不是对人们正月剃头就一定会死舅舅的预言,而是在用“正月不剃头——思旧”这一无奈,去咒骂满清政府用钢刀硬弩强行推广的“剃发令”。

满洲人早在入关以前,就使用了大量的汉人。且不说原先就生活在辽东大地上的汉人宁完我、范文程、鲍承先等人都是清代基本国策的草创者,就是明朝的兵部尚书洪承畴,明代的守边悍将、后被清王朝裂地封王的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哪一个不都是替满洲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元勋,连清朝皇帝顺治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都自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犹得一导者,吾安得不乐?”这时的清王朝,虽然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但西北的李自成,西南的张献忠,江南的朱明皇裔福王、鲁王、唐王、桂王,台湾的郑成功等都在称王称帝志在问鼎,清朝还须依靠这些归降的汉人去争夺天下。所以,顺治元年,小皇帝坐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时,颁发的一系列诏书中就有一道明确宣布“文臣衣冠暂从明制”。

但仅一年之后,随着清兵势如破竹般击溃李自成、横扫江南消灭了明王朝的主要抵抗力量之后,由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颁发了《剃发诏书》。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发争留,决不轻贷。

这是经朝廷文人粉墨整理后的诏书,实际上的“剃发令”比这血淋淋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的剃头挑子上都挂上了这样的警句。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剃头师傅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上,有一头还高高竖着根木棒,谁都知道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家什,剃头时挂上面镜子供顾客使用,游走时就是悬挂满洲人那张“剃头诏书”的旗杆。故此,在旧社会的游方手艺人中,理发匠常常被人们称为待诏,他们真的曾经“奉旨剃头”。

“剃发令”是清顺治二年六月颁发的。如果说这年六月前,江南各地对清军的抵抗,还大都是朱明王朝的正规部队,那么自这年六月之后,江浙一带有如星星之火的民军起义,就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对剃头梳辫的殊死抗争了。

嘉定,现属上海市,明清之际是江南的一大重镇。“剃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世袭罔替王爷勒克德浑亲自督战攻城,义军面对强敌死守孤城数日,不想天降大雨,偏巧明朝降将、吴淞总兵李成栋携带大炮助攻,雨过炮响,城墙多处坍塌,清军潮水般入城与无援的义军展开巷战,由朝杀至暮。侯峒曾携二子投水而死,黄淳耀自缢身亡,为虎作伥的李成栋居然下令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四。在随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六日,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李成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屠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清初鼎鼎大名的暴行“嘉定三屠”。由于人们经常与顺治二年四月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相提并论,很多人,甚至我国著名小说家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都把清兵在嘉定的三次屠城,误解为连续三天的屠城。其实对全城百姓的三次屠杀,每次相隔约十几天,比一连三天的连续杀人,要来得更残酷,要杀得更彻底。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江南重镇比起来,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既没有当朝一品大学士督师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没有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他不过是一位已经离任的典史阎应元。在明代,典史比九品还低,数未入流,严格地说,不能算官只是个吏。但这位阎典史,居然应全城百姓的重托,从百里之外的避居地华士山中潜回江阴,于二十四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随后的八十一天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杀死敌军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军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将士玉石俱焚,清军不得不三军挂孝。破城之日,阎应元身中数箭投水自尽,被清兵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守城,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如果说,武将在战场上,尽管面对的是绝对强大的敌手,但尚可以刀兵相见,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头,死得激烈,而文臣一旦被俘,就只能听凭对方宰割,那则是死得悲壮了。“剃发令”颁发之时,南明小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副部长)左懋第正羁居在北京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遵旨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听说后,派左懋第已经降清的弟弟左懋泰去诘责,左懋第明知故问:“你是满清降官,怎么敢冒称是我左家的人呢?”随之将其骂出馆舍。多尔衮大怒,亲自提审。当问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头可断,发不可断!”多尔衮居然违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将左懋第杀害。

明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正是大明降将孔有德,孔自恃为孔子后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勃然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并私下里允其剃发为僧。两人不以为意,一连四十余日,每天赋诗唱和,大骂清廷。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则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尚猛跳三下。瞿、张二人和唱之诗不下几十首,其中一首唱道: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灭,头丝犹带满天香。

而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被汉人骂为“汉奸”又被满洲皇帝称为“贰臣”的高官厚禄者。明天启年间进士、翰林院侍读孙之獬,降清后被授礼部侍郎,是在朝第一个剃发留辫、衣冠满服的汉大臣。当时“剃发令”未下,上朝满、汉大臣各自妆束分别而立,孙之獬上朝后站在汉大臣一边,汉大臣骂他沐猴而冠不准他入列;他又站到满大臣一边,满大臣也笑他不伦不类赶他出列,弄得他尴尬万分。后他被清廷夺官还乡。顺治四年,义军攻破他的家乡淄川城,将他的发辫割下来,将缕缕青丝栽入他的头皮游街示众,万般羞侮后将其处死。

可以说,终清一代,满汉畛域从未弭平,但满族人能以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在大政策上有很多是高过朱明王朝的。从清初撤辽饷、练饷、剿饷到康乾盛世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不再修葺长城到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和中俄雅布萨之战,满族人都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上为君为国的,直至最后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偏偏在相对语言、文字而次要得多的剃发和衣冠上,满族人固执得非要为自己埋下灭亡的种子。

明代崇祯年间进士陈名夏,入翰林后官至明代都察院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李闯王入京他投降农民军,大清兵入关,他再拜在睿亲王多尔衮的帐下,被封为清朝的吏部尚书(部长),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位朝三暮四的三朝叛臣,在人品上比孙之獬还要卑劣,但他偏偏看出了清代强行剃发和推行满洲服饰的可怕后果。顺治十一年,陈名夏被弹劾处死,其罪状数款均难查实,惟有一条“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他自己供认不讳。陈名夏一生狡狯,惟此一句心里话,却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多尔衮亲自指挥的山西大同屠城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王派恭顺候吴惟华攻大同,姜襄将驻同农民军将领张天琳等杀死,投降清军。清大同府治大同县,初因明治,领州四县七,隶属山西布政司,后改为山西省。顺治五年(1648)姜襄降而复叛。次年,多尔衮亲自督战围城达9个多月,城破后,清军对大同进行了最野蛮的屠城,除杀献姜襄人头的杨震威等23员及其家属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尽行杀戮,并将大同城墙拆去5尺。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名阳和府。大同县移治怀仁县西安堡。直到顺治九年(1652)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大同新闻网)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的大同“反正”与多尔衮屠城

赫连勃勃大王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耽耽,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杀得血流有声。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得知大同被攻陷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所以,明末清初,依杀人程度来算,最坏的当属张献忠,第二就要属满清,且后者杀人最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里多尔衮屠城血证

这碑是曹雪芹的祖先曹振彦任大同知州时修城、建城墙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黄花街、南关、等大同老城墙就是那时建的。

曹雪芹的五世祖曹锡远是在明朝后期沦为后金包衣的,他的儿子曹振彦在顺治五、六年间随多尔衮入关,在攻打大同时由于城墙坚固,抵抗激烈,清军伤亡惨重。攻破后,多尔衮命清军实施屠城,并毁掉大同城墙,一时间,大同城内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烧奸掠夺,顿成废墟。对于这次大屠杀,碑文记载:“戊子之变,谁非赤子,误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莫辩、玉石俱焚,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孤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以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

后金(清)文献中下令大屠杀的证据: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錄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 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

   《廣州市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将扬州十日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

   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沈默克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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