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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搅局之王 与李鸿章暗斗导致清军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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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搅局之王

◎时 光

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的翁同龢在其任上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也许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也许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使得他一生毫无建树,成了职业的“搅局者”。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很难对付,他像一个刺猬一样,让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他还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其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人称“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长)。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也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得到了“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翁同龢,光绪年间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他的家乡江苏常熟被时人誉为“人文昌盛之邦,文物著于江南”,可以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翁同龢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大哥翁同书当过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一家子不是帝师就是省长,翁同龢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成长于这样的环境,自然获益匪浅。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了状元。更了不起的是,没几年,他侄子也中了状元。翁家的辉煌,世间少有。

翁同龢的状元,来得很有趣,说起来还与一根人参分不开。

殿试前一天,翁同龢的父亲考虑自己家离殿廷太远,怕翁同龢早上起床太早,加上路途颠簸,影响实力发挥,于是,为了方便,翁父就和户部尚书孙瑞珍商量,让翁同龢在他家借住一宿。

这本来是件麻烦人的事儿,没想到却正中了孙瑞珍的下怀。原来,孙瑞珍的儿子正好也要参加殿试,孙瑞珍暗忖道:我儿子虽有希望夺取状元,可小翁水平更高,把握也更大,得借这个机会治治他。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孙尚书弄了一大桌子饭菜招待小翁。吃的时候,孙尚书甩开膀子灌酒。小翁念书行,喝酒却不行,没整几杯就歇菜了。孙尚书见此十分高兴,就让自己的儿子赶紧去睡觉,而与小翁谈天说地,闲谝了两个钟头。

实在没啥好扯的了,孙尚书又把小翁弄进书房,开始絮叨殿试的注意事项,并且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其实这些常识,小翁早就烂熟于心了,根本不必要再听,但他不好意思说想睡觉,只好强撑着精神听孙尚书忽悠。如此反复指点,直到深夜,孙尚书“熬鹰”熬得自己都困了,才放小翁去睡觉。

第二天,小翁耷拉着脑袋、黑着眼圈去考试。拿到卷子后,没看几行,就觉得双眼发涩,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眼看考试就要完蛋了。突然,小翁瞄见“参与朝政”的句子,那“参”字使他猛然想起,父亲曾给他准备了两支长白山老参,藏在他的口袋里。小翁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掐了一截,塞进嘴里,慢慢嚼。说来也怪,没过几分钟,他就感觉精气流贯,神志清晰,思维敏捷,文如泉涌。小翁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抖起精神答题,一气呵成,按时交卷。

翁同龢考完回家,把吃人参醒脑提神的事一说,家人也大为惊奇。小翁中状元后,家人便把另一支人参供奉起来,视为神物。

据说,过了数年后,小翁的侄子翁曾源吃了供奉的那一支人参,也高中状元。

当然,人参只是推动力量和辅助作用,小翁的真才实学自然是根本原因。但在中了孙尚书阴险的圈套后,这根人参还真发挥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不过这只能算是逸事了。翁同龢26岁便中了状元,确实聪明过人,至少在学识上比他那40多岁才靠他的关系中状元的学生张謇要强得多。但张謇因为坎坷的经历厌倦了官场的黑暗,转而从事实业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历史地位,所以毛主席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而我们的大书法家翁同龢呢,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也使得他终其一生无甚建树,并郁郁而终。

无处不在的制衡潜流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还有两件事与他有关,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这两件事可算近代史上头等大事件了,而他在这两件事上的表现却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同时这两件事也是对他的政治能力的两次考试,结果如何呢?状元还是那个状元吗?

先说甲午战争。没开打之前,光绪皇帝就摩拳擦掌地想跟小日本干。因为“儿皇帝”经常让阴沉着脸的老太婆压着,他很想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好挺起腰板做皇帝。

而老太婆则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鸟气,也想杀鸡给猴看,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

李鸿章的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因此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

翁同龢呢?以主战派面孔出现了,极力要求打。他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于是就力主添兵,速赴朝鲜。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了,他建议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此建议却遭到翁同龢的反对,翁同龢以军机处的名义答复李鸿章:“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帮忙,单挑没问题。”这话说得够牛的了。9月16日,平壤失守了。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知道了消息,当场就怒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并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21日,他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继续战斗。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战略判断也是对的,但是翁同龢并非行伍出身,对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差距缺乏清醒认识,所作部署无异于纸上谈兵。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日军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31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11月3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可见战争是对翁同龢有利的,事情危机,他倒凭着一腔热血升官了。

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和自己的前途的,因此他狂热地渴望胜利,但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赌法注定将以惨败告终。他太没有章法了,焉能不败?当翁同龢知道金州也失守了,旅顺快保不住了,就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11月22日旅顺也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日军也是拿国运来赌这场战争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充分。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也抓对了机会。1895年1月10日盖平失陷。14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清流这帮文人毕竟都是科举中磨炼出来的,玩文字功夫一流,说自己向来不敢“阿附议和”,巧妙地将问题转移到“该不该议和”这个永远也扯不清的道德争论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张战争,为一己之私克扣军饷的责任都被撇清,顺带还强调一下自己一贯的爱国立场,多么精彩的表白啊。可惜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只认刺刀,而这恰恰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最不擅长的。面对接连的惨败,翁同龢就像一个明天就要考试而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做的小学生一样,临时抱抱佛脚,提出了“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处。当他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的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后,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2月13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22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而且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好一副爱国主义的面孔,可惜记性太坏,忘了是谁造成“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这种万劫不复的局面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翁同龢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高调宣扬爱国主义以掩盖自己的责任。当他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时,再次“力陈台不可失”,而且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我们的翁师傅真是为国为民,可惜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结果条约还不是签了吗?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竟然想学李鸿章玩“痞子手段”,可见其方寸已大乱。翁同龢收到台湾士绅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后发出“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可惜只是感慨,没有付诸行动。如果翁同龢要是真的以身殉国的话,之前的失误不仅可以一笔勾销,而且他还有可能作为伟大先烈被永久载入史册,可我们翁师傅显然没有做先烈的打算,所以他还是有面目活在世上,看来曾国藩老先生的“挺”经真是深入人心,不分清流浊流,大家都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而翁同龢呢,只需要高喊口号,发发感慨,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最后竟然似乎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还博得个爱国的好名声,真正算得上个“聪明人”了。只可惜,老百姓虽然看不出来他的如意算盘,慈禧太后却通过此事将这一对师生(翁同与光绪)看透了,这也为几年后一拍子将他们打下去埋下了伏笔。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一扯后腿,二拆后台

翁同龢,是豪门子弟,应该是见过挥金洒银的场面,但他有时对手里的公款却很抠门。

这不是好事,而是完完全全的坏事,甚至还是有罪的。因为他抠门的原因是整治政敌,场合是国防大事,后果是甲午战败。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500万军费哪里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他后来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

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在电视纪录片《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点明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通过翻阅史料,我们发现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他们二人才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围剿长毛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后来,李鸿章责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1860年),寿州(今安徽寿县)遭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击,由于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城才未被攻破。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要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都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他并无投降的心思,得到孙、蒙二人的首级后,叛逆如初。

曾国藩本来就对翁同书在定远之役时弃城逃走极为愤慨,现在翁同书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酿成大变,这让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决定上书弹劾翁同书。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李鸿章代写的奏章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咸丰帝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咸丰帝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手笔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构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鸿章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而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袁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并且李还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当上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与李之间的仇隙之深。

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翁同龢不仅与李鸿章关系不好,而且几乎与朝中所有大佬关系都很僵,这就不能不归咎为翁同龢的性格问题了。

当时的人们这样看待翁同龢,说他“生平拘谨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且其平时“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金梁《四朝佚闻》)。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而不给对方以情面。

潘祖荫(曾任刑部尚书,为清末著名的收藏家。因其在识人和识物上,都能独具慧眼,故被世人称为“潘神眼”)在世时,翁尚能听其规劝,潘氏死后,则无人矣。朝内大臣中与之融洽相处的甚少。张之洞与翁曾源同科,结为金兰之好,但翁同龢与张氏关系一直不好;李鸿藻与翁同龢同朝为官几十年,到了后来,彼此也合不来。至于徐桐,本是翁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行同路人,几乎互不来往;刚毅是他的门人,二人在思想上有新旧之分,彼此早成宿敌。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话来描绘甲午海战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怀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下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他就像个落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改变这种状况。可惜他抓错了,他又一次把赌注押在了自己毫不熟悉的事物上面——他选择了维新运动。

翁同龢怎么看都不像个维新派,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后来突然搞洋务其实是有伏笔的,张之洞的父亲、老师都是崇尚“经世致用”的人,张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而翁同龢不同,他出身于帝师之家,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君臣教育,仕途上也很顺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而且对于西方事物,他一直都是非常排斥的。

光绪六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200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等作为理由来阻挠。另外,他还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小农经济,硬要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外的一种引为巩固自己朝内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一整套相应的实施办法,这是什么样的导师呢?1895年他第一次和康有为见面时,就承认自己“未知日本之情”,所以对康有为的上书内容还不够理解,没有代他上书言事。

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能寸草不生

徒弟是光绪,师傅是翁同龢,光绪炒了翁同龢的鱿鱼,这堪称晚清一大悬案。事情的缘由得从维新变法说起,翁同龢对推动维新变法是有功劳的,但变法却拿他祭了旗。

起初,翁同龢对康的变法主张极为赞赏。他放下一品大员的架子,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交流思想,并利用自己是皇帝师傅的地位,把康有为的著作拿给光绪看,培植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积极支持,为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学会”大开绿灯,还在光绪和康之间不断穿针引线,才使百日维新有可能出现。

当然,作为领导人,如果翁同龢能指明正确的方向,并且任用合适的人,采取有策略的步骤,就算对具体事物不甚了解也没多大关系。可惜的是,翁同龢指不出正确的方向,他无法指明维新和洋务的区别,这让洋务派很不以为然,认为维新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没什么稀奇的;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任用康有为这个性格缺陷很大的人;同时他毫无章法,没有任何策略可言。这一切都导致了他失败的必然。更要命的是,此时他竟然同时得罪了慈禧和光绪这两大主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吃老米去了。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当月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与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鲁)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张荫桓“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非仅上述数事。胶州湾事件(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并于次年3月逼迫清政府租借胶州湾,租其99年)后,二人之间即冲突不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虽系光绪手书,但能否就此断定是出自光绪的本意?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还不能将翁同龢开缺。所以说,翁同龢的开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直上书房时,曾授读过大阿哥(咸丰帝)。因为这一点,慈禧一直眷顾着翁家。祺祥政变(即辛酉政变)后,慈禧首批起用被肃顺等迫害打击的人中就有翁心存,称其“品学纯粹,守正不阿”。同治帝进学后,慈禧又任命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翁心存去世后,朝廷对翁氏子孙更是大加封赏,对于翁同龢也是如此。先后任命他为同治、光绪的师傅,委以重任。据翁同龢日记,从1865年到1894年近30年的时间里,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朝臣中极为罕见。

但是这种情况到1894年,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是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部筹款项为难为由,奏请停止太后万寿庆典工程,一些御史言官也趁机纷纷上奏,呼吁停止庆典活动,移祝寿费为战费。在舆论的压力下,慈禧被迫颁谕,宣布“停办景点和宫中受贺”。然而从此她在心中却对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加上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当中自私自利的表现,使得慈禧看穿了翁同龢,对其十分厌恶。

从1898年开缺回籍到1904年去世,翁同龢的心情可谓十分沉闷,但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却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都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

这个搞政治的书法家活到最后还是没能得到朝廷的平反,于1904年郁郁而终,留给世人的只有他那些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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